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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父母“持证”上岗、人贩子终身追责...关于家庭教育,代表委员怎么看?

原创琦琦琦琦2020-05-25 20:525914


决胜网5月25日报道,随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重视家庭教育已成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和新要求,把家庭教育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讲话中提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


而今,面对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改革等外部环境,我国家庭教育的立法状况与其在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适应。目前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管理等支撑体系既不健全也不规范,不能适应家庭建设和个人发展需求,成为社会变革中的突出问题。


伊坂幸太郎说过的一句话:“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一些家长责任缺失、监管不力;很多家长过度娇惯、保护、放任,忽视对孩子良好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向低龄化发展;不少家长缺乏教育子女的经验,特别是在引导孩子的心理健康上没有良好的办法。


2020年全国两会正式开幕,今年代表委员们针对家庭教育热点话题建言献策,纷纷提出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建议减少家长陪作业任务、建议夫妻合休产假用于陪护孩子等建议,下面决胜网带你盘点一下。


全国政协委员范小青:建议减少家长陪作业任务


长期以来,小学生家长“陪作业”已经成为普遍现状。除了完成课本知识方面的作业题,家长还要陪着孩子做其他许许多多的“作业”,比如手工课的作业,美术课的作业等等。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举出了家长“陪作业”的不良之处:首先,不能陪着孩子独立学习的习惯,产生依赖性,自主学习能力差。第二,家长不是老师,不一定懂得如何教学,效果不尽人意。第三,每天长时间“陪作业”,对下班回来身心疲惫的家长来说,是“不人道”的。第四,如今小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家长未必都能了解。


“社会有分工,家长不是老师,家庭教育主要在孩子的修养、品格,道德以及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等方面,而不是具体教孩子怎么做作业。”范小青建议,请专家论证,从教学大纲改起,给小学生减负,以所有作业基本在校完成为基准。对学校也要有严格规定,学校给家长的“陪作业”任务一定要适度和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林勇:建议夫妻合休产假


夫妻合休产假一直是两会的热门话题,引起全民的广泛探讨。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提交了《关于夫妻合休产假的建议》,引发热烈讨论。今年,他继续带来了这一话题的建议。



“二孩政策大大降低了用人单位对女性职员录用的概率。”林勇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父亲只有7-30天不等的陪护假,大部分地区为15天,完全不足以分担照顾家庭的职责。“丧偶式育儿”不仅会激化家庭矛盾、影响母亲的心情,还会导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其角色缺失。


因此,林勇建议,夫妻合休产假,并有计划、分步骤延长男性休假天数。将陪产假与产假合并,由夫妻合休。男女双方均可在法定产假基础上申请延长假期至365天(夫妻双方休假合计);在法定产假后的休假期间,按照全额工资的75%发放工资,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和人力压力。


实际上,在一些发达国家,父亲享有长时间的陪产假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日本女性可享受14周产假,也鼓励丈夫在子女出生后 8 周内休假,且该假期不算在育儿假内;特殊情况下,育儿假可延长至孩子满一岁半。美国生育女性可享有12周无薪产假,部分州女性享有带薪产假。美国公司会给夫妻双方三个月产假,并且男方的休假不能转让给女方。澳大利亚给符合标准的女性享受18周带薪产假和12个月的无薪育儿假,同时,父亲有12个月的无薪陪产假,同时享受两周的有薪“父亲与配偶津贴”。


全国政协委员徐大勇:建议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组建家庭,“独生子女护理假”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2.41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独生子女面临的父母照料、养老压力愈发明显。


“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已进入中年,独生子女家庭,上有 4 名老人要照顾,下还有孩子,家庭负担在不断加重。”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副主委、连云港市农科院院长徐大勇表示,虽然不少城市在推行独生子女护理假,但在各地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独生子女却遇到了有假难休的尴尬境地:各地出台政策规定不一,地方性立法效力不够强,护理假时长规定不一等等。


因此,徐大勇建议,一是从国家层面立法。国家有关部委应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将独生子女护理假列入立法规划,制定全国统一的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让护理假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普遍适用性。二是进一步细化政策。对休假时长、独生子女身份确认、父母年龄要求和住院情况、外埠独生子女请假途中时间计算等具体操作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确保政策法规落实有据、切实可行。三是建立配套体系。明确配套的措施,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企业给予一定税收补助和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建议父母“持证上岗”


“加快家庭教育立法,是从源头保障家庭教育切实发挥教育和价值引领功能的一项必要行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认为,我国家庭教育目前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家长自身的素质与教育能力也参差不齐。同时,现行的法律、法规不仅对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缺乏有效制约,而且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很难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


因此,庹庆明建议,在家庭教育相关法律立法时,应强调地方政府在促进家庭教育健康发展中的责任;强调家长的职责,父母需持证上岗;对家庭教育的运作及保障机制做出法律规定并明确家庭教育的公共性与个人隐私的界限。此外,还建议把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确定为家庭教育日。


全国妇联:建议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并要求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妇联提交了关于将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表示,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3岁以下婴幼儿早期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很多家庭获得的早期育儿指导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甚至是不科学的。“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不少家庭“不敢生、不愿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配套的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的多元支持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现有供给还不能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的需要。


因此,黄晓薇建议,一是建立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工作机制;二是将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作为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采取专项财政经费支持、在中央彩票公益金中专项列支、政府购买服务等,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家庭教育支持经费保障机制。三是细化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完善行业准入标准、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认证,健全注册、备案登记、信息公示和质量评估等制度,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规范、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对人贩子终身追责


近年来,我国很重视妇女与儿童的安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弱势群体。随着城镇各地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地方都装有监控摄像头,拐卖行为逐渐下降,但是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还无法杜绝拐卖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难点在于,以前丢失的孩子,过去了几十年,信息量寥寥无几,案件侦办难度较大。一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宛如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没有了阳光,没有了欢乐。父母如同心头肉被人挖走。


因此,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要加大量刑力度,对人贩子终身追责。孩子被拐卖之后,年幼不懂得回家,也不知道家的地址,一般找到亲人以后,就已经过去若干年了,这个时候已经过了诉讼时期,这对于受害的家庭来说显得不公平。张宝艳提出,应该参照绑架罪,最低十年起刑,最高直至死刑,希望这个事情我们能继续推动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加快制定家庭教育法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议案。周洪宇指出,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立法状况与其在现代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适应。在他看来,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原则,使之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生教育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基础作用。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第一责任人的地位与作用,规定家庭教育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周洪宇建议,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促进家庭教育专业化、系统化、社会化。一是培养专门的家庭教育的人才,鼓励高校设置家庭教育课程,有条件的高校开设家庭教育专业,培养师资。他们毕业后可以在学校里继续从事教学,或者到社区里从事专门的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家长学校”。


二是建立告诫制度、家庭教育的督导评估与问责制度。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当家庭教育行为,为了有效制止父母以家庭暴力形式教育子女,草案第42条第二款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16条设立的公安机关告诫制度的规定精神,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违反条例规定但尚不足以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定由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


三是加强家庭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家庭教育经费应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设立家庭教育日或家庭教育宣传周。


全国人大代表徐萍:家庭教育开展需要加强多方联动


“家庭教育目前有几个话题比较集中,第一个就是说家校共育,第二个就是说家庭和社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这次疫情期间也表现比较突出。家庭教育是一个关于人格培养的教育,但是没有明确的标准界定好坏的程度;其次,家庭教育的主体是父母,但父母的教育能力和方法参差不齐;另外在家庭教育中,老师、家长等角色责任界定不明确。”全国人大代表徐萍提到。


徐萍在议案中建议,第一个是要加快家庭教育的立法进程,让家庭教育可以在法治的保障下高质量进行。第二个就是要简化采购程序,要拓宽家庭教育的服务平台,让优质的家庭教育社会资源跟我们的社区或者跟主办机构单位进行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络,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服务效果发挥出来。第三个是要创新宣传方式,不仅是结合传统媒体,还要结合一些新媒体,开展新传播方式,让家庭教育真正深入人心。


全国政协委员苗清洁:将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


今年受疫情影响,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向了台前。青岛市政协委员、平度一中校长苗清洁发现,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家庭教育的误区,如功利化倾向严重,科学性不足,片面追求分数,忽视人格培养、身心健康等,导致家庭教育的畸形发展,整个社会的家庭教育素养亟待提升。


苗清洁指出,提升家庭教育能力是一项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只有形成政府主导、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格局和氛围,才能整体提升社会家庭教育素养,更好地担负起促进中小学生成长成才的重任。因此,他建议,加大政府主导力度,将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形成政府主导下多部门和社会各界资源共享、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家庭教育专业支持体系。


此外,还需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统筹建设家庭教育课程体系。加强专业队伍培养和培训基地建设亦不可少,由政府牵头提供经费保障,培养家庭教育指导专业人才。统筹协调各类资源,充分依托社区教育机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等,成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点,全方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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